偶買奇書得舊藏─線裝書與文房清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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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書與日俱增,尤其是線裝舊籍,偶有某些難得的珍稀古本入藏,也會師法古人題跋,寫點得書奇遇或求書過程,以水竹村人詩句,闢為「偶買奇書得舊藏」園地,藏書之樂樂無窮,同此雅嗜者,曷興乎來!(由奇摩遷此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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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津縣志新志人物藝文單行本》分合掌故

  從《天津縣志新志人物藝文單行本》談其分合掌故
    今早仍是颱風天氣,坐困書城,一時興起,抽出了一套民國初年的《天津縣志新志人物藝文單行本》(以下簡稱《天津新志單行本》),這書入藏,至少十年以上,書為瓷青封面,白紙內頁,典型的民初天津刻本。書剛入手,只有含套略呈老氣之外,四冊書觸手如新,後來稍有不慎,含套被蟫蠹入侵,小修之後,觀察一陣子,覺得沒有復發之虞,防蟲之心逐漸鬆懈,這回抽驗,居然又找出一尾蠹魚,就在牙籤帶子根部,幸好無大礙。虛驚之餘,就談點此書的掌故了。
    晚近數十年以來,臺灣各地掀起一股修志熱。先不管內容如何,稿子一託再拖是普遍現象。有套方志,剛開始計畫是六年完成,到全部出齊,恰好是十八年,這是沒有採購法與主管卸任問題,可以慢工細活。通常首長一換,前任所修志稿,可能就束之高閣,新官另起爐灶。清朝林豪修的《淡水廳志》就是眾所周知之例。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情形,聰明的長官,不待送審通過,稿子催齊,一律加個「稿」字,堂皇巨著就應世了。
    現在修志,固然會應作者要求,加印抽印本。或者分志、分篇陸續出版,都是常見的通融方式,但是絕少看到稱為單行本獨立發行的分志,《天津新志單行本》是我僅見的妙品。這套單行本為全志的人物志與藝文志兩個分志,共四冊,書口仍保留原志的卷數,人物志是卷二十一之一、之二、之三、之四,藝文志是卷二十三之一、之二,作者同是高凌雯(彤皆),容易處理,改變只有四個封面簽條與一個函套簽條,另外就是在藝文志卷末加一頁跋語,說明發行單行本之故,跋語出自金鉞:
    「右《天津縣志新志人物藝文》六卷,高君彤皆撰,癸亥寫定上板,惟全書尚未觀成,篋念此二者為文獻之所係,板既刊竣,似可單印以行,商之彤皆及華君壁臣,咸以為然。鉞勉任其事,俾先窺豹一斑,藉稍慰吾鄉人之企望焉。庚午暮冬,金鉞謹記。」
寫定上板時間是癸亥,即民國十二年,付印的庚午,是民國十九年,前後相距八年,實在等不下去,只好先將人物、藝文六卷「單印以行」,這是《天津縣志新志》最早付印的兩志,目的在「藉稍慰吾鄉人之企望」。
    《天津縣志新志》創始於民國七年,兩位主角人物,一位是王守恂(仁安),光緒戊戌科進士,民國後曾任浙江省會稽道尹,民國七年初離任回津,入天津修志局。另一位即是高凌雯(彤皆),舉人出身。王、高私交甚篤,王無論科名或官職都在高之上,因此編纂《天津縣新志》時,就由王守恂草擬序目為二十六類。在分工上則前十六類自任,之後十類,請高彤皆任之。依此分工原則,卷一《輿地》至卷十六《外事》由王仁安撰,卷十七《職官》至卷二十七《叢餘》由高凌雯撰,門類較少,且後十類皆述前聞,高凌雯較為嫻熟,於是卷首《巡幸》也歸高執筆。民國二十年,高凌雯《天津新志單行本》兩種率先推出,此後至二十七年,高認撰的後十類各卷也後付印,只待王守恂前十六類完稿,《天津縣志新志》就大功告成。不料,後來成稿的卷一《輿地》至卷十六《外事》,王守恂並不依照既定的修志框架編印,改名《天津政俗沿革記》,另外出版。一部《天津縣志新志》,上下半各自出版,甚至下部還改了名,因此「兩書何以未能合併梓行呢?」(然君〈《天津縣新志》為何非全璧〉語)的確是個問題,也是我入藏《天津新志單行本》之後,我一直很好奇,然迄不得其解。
   從網路資料檢索,關於《天津縣志新志》的拆夥問題,先有高洪鈞的博文〈趙芾與《天津縣新志》〉, 今年春,又有署名「然君」的〈《天津縣新志》為何非全璧〉。「然君」一文,主張單純,認為是王氏「早有設想」,並引民國九年與友人楊子若書稱:
    「每志一事,必了然於心,然後了然於手,如是,乃能了然於人之用,了然於人之心。」「此十六類可單行,名之曰《天津政俗沿革記》。」
此說有王守恂書信為憑,固然沒錯,算是原因之一,但仍未找出癥結。倒是高洪鈞的〈趙芾與《天津縣新志》〉,卻有蛛絲馬跡可循,問題可能與趙芾有所牽連。
    趙芾字生甫,是個博覽群書的不第秀才,以治古文名於時,四方奉書幣乞為文字者,因踵相接。也因此趙芾成了《天津縣新志》兩個分纂之一。高凌雯在《志餘隨筆》卷二中說:「採訪既竣……乃由仁安擬定門類,各任其半,並延張君君壽為余分纂,趙君生甫為仁安分纂。」說好聽是分纂,其實才是真正執筆撰稿者,最後交給負責的編纂過目潤飾。說明白趙芾就是替王守恂代筆,這段往事,趙有文記之曰:
    「民國己未(八年),當事者延芾修天津縣志,芾與王仁安先生所領者為志,凡十有七,期以一年蕆事。至張君壽與高彤皆先生所領者為表,凡十。芾既屆期屬草畢,顧自恨倉卒,不得盡其意。今檢篋存稿於此。」
    趙芾依照一年約期完稿,即將全稿交付王守恂。王守恂即以趙稿為基礎,脫離《天津縣新志》,改編為《天津政俗沿革記》。金鉞曾為之序,有云:
    「斯編初由王君仁安之門人趙生甫芾起草,生甫固以工古文辭名於時者。君益宗尚陳壽、歐陽修之法,即其稿削繁就簡,改竄幾十之八九。」
    王守恂以修史筆法修志,文尚簡約。高凌雯認為「方誌固貴簡要,然太簡亦失志意」,王、高筆法分歧,可能才是兩稿不能併一志的主要原因吧?
   《天津縣新志》稿成而分,為修志史上少見。分久必合,兩稿終有延津劍合之日。二零零四年,上海書店出版社編印《中國地方志集成》,在天津市府縣志八種提要稱:「其中《天津縣新志》原缺卷一至卷十六,現據《天津史志》中《天津歷史上的地方志》一文研究考核。確認王守恂先生印纂《天津政俗沿革記》十六卷,實為《天津縣新志》所缺之卷一至卷十六。」而合併重刊。此外,天津古籍書店也出版有線裝本《天津縣新志》二十一冊,仍是合璧本,出版年月,孰先孰後,無從論定,姑次於此。(丙申馬勒卡颱風襲臺之日,即中秋節後一日。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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